一方面，主流精神和核心价值观不同于流行文化、消费文化，后者可以自然传播，而前者则需要理性支持，需要主流社会作出有效的主动行为。另一方面，节点和仪式更能聚焦大众的目光，更能引起广泛关注，且便于营造氛围，强化其效能。再一方面，上升到法的高度便具有了强制性，更能产生教化和强化作用。
近年来，我国以立法的形式设立了包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、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国家公祭日在内的很多纪念日，对先烈的纪念上升到法律层面。这说明国家纪念日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，纪念日的法定化明确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和国家利益。